季孙之忧：特朗普2.0时代的大国竞争
漆海霞;<正>自从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世界政治乱象丛生,俄乌冲突迁延至今,2023年中东巴以、叙以冲突战火再起。2024年11月,特朗普赢得大选再次担任美国总统后,各国内政动荡的现象也频频发生。例如2024年12月,韩国总统尹锡悦宣布紧急戒严,引发国内骚乱。与此同时,叙利亚阿萨德政府遭受反对派武装攻击,迅速垮台。上述动荡发生的直接原因可以归因于国际冲突的外溢效应,亦即俄乌冲突导致的连锁反应。但是,为何外溢效应不体现为国家间战争,而是各国内乱或政局不稳,笔者认为,其深层原因在于大国竞争的影响力可能开始深入到各国内政。
特朗普2.0时代中国与英法德三国关系：短期波动，长期趋稳
刘哲希;安博德;高佳琦;<正>中美战略竞争以及美国的盟友政策影响着中国与美国盟国的关系。2025年,特朗普重返白宫,征收“对等关税”、调整援助乌克兰政策,并加大遏华力度。作为美国在欧洲的重要盟友,英法德对美国政策的反应以及对华关系的演变,是衡量中国外交环境变化的晴雨表。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数据显示,近一年,双边高层交往与经贸接触在稳定中英、中法、中德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基于大语言模型的国际信任民调数据插补
杨锋;侯煜欣;庞珣;近年来,预训练大语言模型的快速发展催生了区别于传统数据处理路径的“生成性建模”(generative modeling)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展现出广泛的创新潜力。为探索大语言模型赋能国际关系实证研究和评估其能力和可信度,本文以大语言模型进行民意调查中缺失值插补为切入点,聚焦于其中国际信任度这一高度依赖上下文的主观潜在变量,在这一具有挑战性的缺失数据处理任务上,将大模型的表现与常用且强大的现有方法进行系统性比较。本文借助“中国家庭追踪调查”(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简称CFPS)这一纵贯性调查数据包含的丰富上下文信息,以及该调查中对国内外不同对象信任度问题所提供的比较契机,考察和对比在不同缺失机制下不同方法的能力表现,以及本土和国际大模型预测能力的优劣,以评估模型训练语料与人类反馈训练中隐含的社会语境对国内外态度预测的影响。实验结果发现,尽管生成性方法在主观民意数据插补中仍面临挑战,但在应对非随机缺失方面表现优异,其性能不逊于现有机器学习方法,且在数据保真方面能力突出。同时,本土模型在理解和模拟本地政治社会语境方面展现的能力胜过国际大模型。鉴于非随机缺失数据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常见性和挑战性,本文的发现有助于研究者应用大语言模型来应对这一重要数据问题,并展示了提升大语言模型在国际关系研究中的可信度与规范性的路径。
国际安全中的动机识别:一个初步研究框架
丁鲁;决策者通过识别对手的动机,可准确研判其战略意图、合理引导两国关系并有效管控国际危机。然而,既有研究未能给予动机识别以足够重视。本文旨在将动机识别带回国际关系,并探究决策者识别(非)物质动机的机制。本文发现决策者对(非)物质动机的识别取决于所获取线索的质量。具体而言,当判断属性线索对对手行为的解释力强,而环境线索的解释力弱时,决策者无法判断对手的动机;当判断环境线索对对手行为的解释力强,而属性线索的解释力弱时,决策者识别出物质动机;当判断环境线索与属性线索对对手行为的解释力均强或均弱时,决策者识别出非物质动机。本文理论得到了法绍达危机、英德同盟谈判、德国统一问题与伊拉克战争决策四个案例的支持,提供了分析国际关系归因现象的精细工具,并对改善决策质量有一定启示作用。
外部威胁与情感极化：一项自然实验研究
方鹿敏;近年来,西方国家的情感极化现象日益加剧,已成为理解西方民主制度危机的关键视角。既有研究多聚焦于相关国家国内政治的中观和微观层面,探讨两党制国家情感极化的成因和演变趋势。本文以欧洲多党制国家为观察对象,将情感极化的对象分为政党和政党领导两种类型,探究外部威胁如何分别影响上述两类国内情感极化。本文提出,在多党制国家,外部威胁会削弱公众对政党的情感极化,但同时加剧其对政党领导的情感极化。一方面,公众对政党的情感分化通常表现为不同群体之间的对立,当外部威胁发生并激活国家认同后,这种群际对立在多党制国家会趋于弱化;另一方面,多党制国家“个性化政治”的趋势增强,政党领导在危机中的表现成为公众情感的焦点,公众会更加偏爱那些能够激发其情感共鸣的政党领导,同时对那些无法形成情感共振的政党领导产生强烈的负面情绪。本文采用自然实验设计方法,将2015—2016年爆发的欧洲移民危机作为外部威胁的实例。研究结果显示,由于德国受到移民危机的直接冲击,公众对政党的情感极化在短期内有所减弱,但对政党领导的情感极化则显著加剧。
报酬递增视角下国际话语权的生成机制
杨沛鑫;田野;国家何以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获取国际话语权?作为反映一个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威生成与行使的理想模式的具体表达,国际治理话语能够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促进国家获取国际权力。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国际治理话语的初始优势可以转化为长期优势。首先,学习效应强调既有客观知识的影响,通过对既有语境平台和内容的借鉴,提升国际治理话语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并推动建立话语的初始优势。其次,协调效应强调系统间的互动,通过推动治理话语在不同领域和层次间的协调,使国际治理话语的影响从单一领域与层次向外扩展,令初始话语优势得以巩固。再次,适应性预期强调主观认知对未来的框定,利用既有话语优势塑造国家对未来可能发生情景的认知,使其他行为体实现对叙事剧本设定的主动认同。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适应性预期的影响下,“自由国际秩序”这一治理话语在二战后不断推动美国积累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优势,巩固了美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但其当前面临着自我消解的问题。基于国际治理话语的报酬递增效应,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话语策略,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国际挑战。
美国亚太盟伴网络构建路径的类型化分析
韩召颖;李源;推动轴幅体系向盟伴网络转型扩展,是美国亚太联盟建设的重要内容。轴辐体系是一种结构相对简单的网络形态,正在形成的盟伴网络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网络规模并提高网络内的相互联系程度。美国构建盟伴网络旨在获取盟伴在其所需的特定领域的资源,从而维持主导地位、增强竞争优势,而盟伴网络的三个结构特征有助于美国实现该目标,即盟伴之间横向联系的增强、相互强化的合作机制与差异化的节点位置。根据网络内的节点构成与联系领域两个维度,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基本路径可分为四种类型:联盟内安全网络建设、联盟内议题网络建设、联盟外安全网络扩展,以及联盟外议题网络扩展。不同构建路径共同推动美国亚太盟伴网络的形成与强化,并在该过程中发挥差异化作用。该框架为考察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盟伴政策实践的延续与变化提供了类型化分析工具,有助于理解美国亚太盟伴网络的不同层次与演进趋势。
古代东亚历史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
陈拯;王川;古代东亚历史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日渐受到重视。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既有评估聚焦于发掘传统思想资源的理论成果,对以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理论研究检讨不足。梳理发现,相关研究大致呈现为“理论应用型”“理论验证与修正型”“理论构建—普遍型”“理论构建—特殊型”等形式,在理论应用、修正与生成等维度都有所尝试。它们回应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展现出集中且明确的自主问题意识。与构建“中国学派”的辩论相呼应,不同研究对东亚历史经验的普遍性意义与知识增量效应的判断不同,呈现出追求独特性贡献与更大普遍性意义的张力。后续研究应尝试从历史经验中挖掘更具原创性的概念及命题,恰当表述并充分验证它们的有效性边界,拓宽研究的理论及历史时空视野,强化比较意识,在参与国际前沿对话中更好地定位自身理论与东亚历史经验,扩大中国知识贡献。
中澳关系缓和态势及其改善限度
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隋浩然;李冲;赵玙佳;<正>清华大学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数据显示(图1),中澳关系在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第一个总理任期(2022年6月至2025年5月)实现止跌回暖,双边关系分值从-1.6回升至-0.9,符合预测组此前关于两国关系将在低级“不和”区间徘徊的判断。~((1))2025年5月,澳大利亚工党再次赢得大选,阿尔巴尼斯继续担任总理。预测组判断,随着澳大利亚国内对华需求上升,阿尔巴尼斯在第二任期将更加注重对华经济合作,延续务实稳健的对华政策,推动中澳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进一步扩大和政治对话进一步加强。
国际关系中的人:变数与变局
漆海霞;<正>2026年伊始,国际舞台进入多事之秋。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1月派军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再度显露觊觎格陵兰岛的野心,一时激起轩然大波,欧洲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上述变局对现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因为从拜登下台到特朗普再次就任的短短一年时间内,国际权力格局与制度架构尚未出现明显更迭,而国际局势却显然走向更加不确定的方向,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与制度自由主义等均难以提供合理解释。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上述理论在重视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等环境性因素的同时,相对忽略了“人”这一最大变数,因此国际关系学界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创新。
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
阎学通;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这如同温度变化是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变化的原因,但却不是水的成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建立的,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为此,中国可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义利兼顾的国际规范,同时依据自身在国际不同领域中的实力地位,提出相应的国际制度再安排建议。
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
阎学通;徐舟;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
曾向红;李琳琳;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关系分析
苏庆义;全球供应链安全已经成为备受各国重视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是最具效率的状态。在这一基准的效率状态下,本文以经济维度的外国依赖度、多元化程度和政治维度的政治关系、断供能力讨论供应链安全。这为认识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本文以中美关系为案例进行了现实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的供应链安全分别对应不同的组合情况,相比美国,中国更有可能做到安全与效率兼顾。基于以上现状,本文认为,增强彼此依赖、发展政治关系有利于中美在不牺牲效率的情况下保障供应链安全,从而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
唐新华;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
秦亚青;<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现实主义一直是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视为权力政治的名著和现实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马基雅弗利(Niccol(?) Machiavelli)的利益观、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论、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原罪思想等都对现实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西方国际关系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是从一战结束开始的。二战之后,国际关系学成为独立于历史和法学的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
刘丰;张睿壮;<正>现实主义并非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辩与交锋凸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对现实主义进行了重新分类,提出了一些新的名称,由此产生了一些混乱、含糊的概念,造成了认识上的迷惑和学术交流上的不便,本文旨在厘清现实主义的分类标准及其分支之间的关系。
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
阎学通;徐舟;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节大磊;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了质变且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因而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双方对本国秩序、他国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担忧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可以最好地概括当下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影响。也就是说,双方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而非像冷战期间那样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