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略收缩还是帝国黄昏:论美国霸权的衰落
漆海霞;<正>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就任美国总统,外交动作频频,力推俄乌和谈,试图减少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要求欧洲大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承担更多军事责任。对于特朗普的举措,学界的判断是美国进行战略收缩,避免过度扩张,蓄力发展以便应对真正的战略重点~((1))。2026年伊始,特朗普再度在外交舞台大肆操作,对委内瑞拉、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宣称要谋求格陵兰岛。显然,美国在特朗普任内进行了大幅战略调整。学术界需要加以判断的问题是:美国的战略调整能否有助美国东山再起,使美国再次伟大,还是难掩颓势,美国衰弱势所难免?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明确霸权的根基何在。
中越关系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继续稳定向好
杜普;管浩;傅聪聪;王侯嘉遇;<正>2021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作出预测,认为中越关系在保持平稳的同时可能会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1))2021年8月至2025年12月,中越关系分值由5.1分上升至6.4分(图1),关系性质由高等良好区间提升至低等友好区间。~((2))尽管期间偶有负面事件引发阶段性波动,但影响双边关系的事件整体以正面为主(图2),中越关系总体保持平稳态势,并呈现小幅上升趋势,基本符合预测组此前对中越关系走势的判断。
测量“一带一路”基建的政治效应(2013—2023)
毛维准;曾庆鸣;“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至今已历经十余年发展。作为该倡议的重点领域,中国投资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切实促进了参与国的安全与发展?立足于学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基建效果的争论,本文关注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146个国家及实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落地与建成的135个国家,分别将倡议参与、基建落地和建成作为核心干预变量构建了三个自然实验。通过收集涵盖不同干预变量的三个数据集,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旨在评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参与国国内安全与发展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驱动了参与国在国内发展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长期正向循环,从而能够有效反驳美西方鼓吹的“一带一路”失败论、“脆弱性陷阱”、“腐败之路”、“债务陷阱”等论调。
“进退有据”:当联盟体系遇到退出外交
李冲;任琳;一国退出国际组织后其盟国是否会退出?现有理论在回答该问题时强调退出国实力与国际组织类型的作用,认为大国退出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后盟国大概率也会退出。但是相关研究未充分讨论退出国实力和国际组织类型作用方向相反时的情况,尤其是强国退出非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对盟国的影响。本文认为,一国的退出外交整体上会提升其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但盟国的政策也会受退出国与盟国意识形态差距和实力对比、退出国退出原因、国际组织议题范围等因素的调节,并提出效仿、追随与改革三种机制来解释盟国政策选择逻辑。当退出国与盟国之间意识形态接近时,盟国更可能效仿退出。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因政治类原因退出时,盟国更可能追随退出。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退出不包含政治安全类议题的国际组织时,盟国更可能推动组织改革。本文利用1945—2014年间国家退出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军事联盟数据,使用双重(三重)差分法和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并通过苏联和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展示上述三种机制。根据本文理论推断,在全球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思潮高涨,特朗普对盟国讹诈施压力度增强的背景下,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盟国配合美国“退群”。
大国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化竞争主导模式研究
耿召;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化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议题。大国在该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竞争行为存在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三类主导模式。第一,数字技术国际标准本体主导模式强调数字技术国际标准自身存在竞争属性。该模式下,大国在相关国际机制中争夺主导权,以展现自身技术实力,技术方向则呈现出差异化发展趋势,增加了统一标准生成的不确定性。第二,市场和商业利益主导模式强调大国在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化竞争中谋求更大的市场及商业利益。在此模式下,大国采取技术性贸易措施,数字企业也产生一系列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从而使得全球数字贸易体系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第三,国家安全主导模式更强调安全感知在大国竞争中的关键作用。大国通过设定较高的技术标准门槛,围绕第三方合格评定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使得全球数字产品“集团化”趋势越发显著。围绕上述三类主导模式,通过对大国在6G标准、5G标准以及物联网标准建设过程中引发的竞争行为进行分析,上述模式得到实证支持。
测量“一带一路”基建的政治效应(2013—2023)
毛维准;曾庆鸣;“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至今已历经十余年发展。作为该倡议的重点领域,中国投资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切实促进了参与国的安全与发展?立足于学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基建效果的争论,本文关注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146个国家及实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落地与建成的135个国家,分别将倡议参与、基建落地和建成作为核心干预变量构建了三个自然实验。通过收集涵盖不同干预变量的三个数据集,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旨在评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参与国国内安全与发展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驱动了参与国在国内发展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长期正向循环,从而能够有效反驳美西方鼓吹的“一带一路”失败论、“脆弱性陷阱”、“腐败之路”、“债务陷阱”等论调。
大国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化竞争主导模式研究
耿召;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化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议题。大国在该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竞争行为存在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三类主导模式。第一,数字技术国际标准本体主导模式强调数字技术国际标准自身存在竞争属性。该模式下,大国在相关国际机制中争夺主导权,以展现自身技术实力,技术方向则呈现出差异化发展趋势,增加了统一标准生成的不确定性。第二,市场和商业利益主导模式强调大国在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化竞争中谋求更大的市场及商业利益。在此模式下,大国采取技术性贸易措施,数字企业也产生一系列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从而使得全球数字贸易体系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第三,国家安全主导模式更强调安全感知在大国竞争中的关键作用。大国通过设定较高的技术标准门槛,围绕第三方合格评定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使得全球数字产品“集团化”趋势越发显著。围绕上述三类主导模式,通过对大国在6G标准、5G标准以及物联网标准建设过程中引发的竞争行为进行分析,上述模式得到实证支持。
全球生产网络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
郑立;贸易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议题。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与社会冲突的积怨理论,利用1995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和墨西哥典型案例,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与其他行业间的福利分配失衡,加之贸易行业的地理聚集效应,共同导致受损群体通过集体行动表达诉求。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开放包容的政治制度能缓解贸易冲击的负面效应,而全球价值链升级加剧社会矛盾。本文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来自国际经济的新视角,为以制度性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进退有据”:当联盟体系遇到退出外交
李冲;任琳;一国退出国际组织后其盟国是否会退出?现有理论在回答该问题时强调退出国实力与国际组织类型的作用,认为大国退出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后盟国大概率也会退出。但是相关研究未充分讨论退出国实力和国际组织类型作用方向相反时的情况,尤其是强国退出非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对盟国的影响。本文认为,一国的退出外交整体上会提升其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但盟国的政策也会受退出国与盟国意识形态差距和实力对比、退出国退出原因、国际组织议题范围等因素的调节,并提出效仿、追随与改革三种机制来解释盟国政策选择逻辑。当退出国与盟国之间意识形态接近时,盟国更可能效仿退出。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因政治类原因退出时,盟国更可能追随退出。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退出不包含政治安全类议题的国际组织时,盟国更可能推动组织改革。本文利用1945—2014年间国家退出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军事联盟数据,使用双重(三重)差分法和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并通过苏联和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展示上述三种机制。根据本文理论推断,在全球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思潮高涨,特朗普对盟国讹诈施压力度增强的背景下,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盟国配合美国“退群”。
地方分权、派系分化与分离冲突解决难度
刘力达;地方分权如何影响冲突的重要类型——分离冲突,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既有研究或认为地方分权减少分离冲突,或认为地方分权增加分离冲突。对英国北爱尔兰和西班牙巴斯克的比较研究表明,地方分权加剧了民族主义运动激进派——分离组织的派系分化,从而延长了分离冲突持续的时间,增加了冲突解决的难度。分离组织的派系关系结构是影响地方分权对于分离冲突的作用机制的中介变量。冲突时期的地方分权制度或谈判极易加剧分离组织内部的派系分化,而派系分化会使国家与分离组织的地方分权谈判变得更为复杂、艰难,从而增加分离冲突结束的难度。分离组织政治翼与武装翼的集中化,且政治翼能有效掌控武装翼是较为可能实现和平的关键条件。
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
阎学通;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这如同温度变化是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变化的原因,但却不是水的成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建立的,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为此,中国可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义利兼顾的国际规范,同时依据自身在国际不同领域中的实力地位,提出相应的国际制度再安排建议。
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
阎学通;徐舟;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关系分析
苏庆义;全球供应链安全已经成为备受各国重视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是最具效率的状态。在这一基准的效率状态下,本文以经济维度的外国依赖度、多元化程度和政治维度的政治关系、断供能力讨论供应链安全。这为认识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本文以中美关系为案例进行了现实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的供应链安全分别对应不同的组合情况,相比美国,中国更有可能做到安全与效率兼顾。基于以上现状,本文认为,增强彼此依赖、发展政治关系有利于中美在不牺牲效率的情况下保障供应链安全,从而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
曾向红;李琳琳;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
唐新华;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现实主义理论的发展及其批判
秦亚青;<正>西方国际关系理论有着悠久的历史渊源,现实主义一直是重要的国际关系理论流派。修昔底德(Thucydides)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被视为权力政治的名著和现实主义思想的重要渊源。马基雅弗利(Niccol(?) Machiavelli)的利益观、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自然状态论、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的原罪思想等都对现实主义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但是,西方国际关系学开始成为一门科学的学科是从一战结束开始的。二战之后,国际关系学成为独立于历史和法学的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流派辨析
刘丰;张睿壮;<正>现实主义并非一个单一的理论,而是一个理论家族。近年来,现实主义内部的争辩与交锋凸现,引起了学术界的普遍关注,许多学者在研究中对现实主义进行了重新分类,提出了一些新的名称,由此产生了一些混乱、含糊的概念,造成了认识上的迷惑和学术交流上的不便,本文旨在厘清现实主义的分类标准及其分支之间的关系。
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
阎学通;徐舟;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意识形态与中美战略竞争
节大磊;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意识形态在中美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取决于双边战略关系以及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的认知这两个重要因素。自2017年底以来,中美双边战略关系发生了质变且美国对中国发展方向表示担忧,因而意识形态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显著度在上升、影响面在扩大。具体而言,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发生了三个显著的变化。第一,以前中国更多地是感受到意识形态压力的一方,现在美国也开始认为自己受到了来自中国意识形态的挑战。第二,除了在传统意识形态议题上的直接和显性交锋外,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开始在新兴议题上更多地以间接和隐性的方式体现出来。第三,在放弃接触政策的大背景下,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上针对中国的目标不再是逐渐改变,而主要是为了竞争,甚至是为了打击和削弱。意识形态的影响体现在双方对本国秩序、他国秩序和国际秩序的担忧上。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中美之间的意识形态对抗和冲突必然到来。事实上,意识形态领域的"安全困境"可以最好地概括当下意识形态因素在中美战略竞争中的影响。也就是说,双方也许存在某种程度的"防御性的意识形态竞争",而非像冷战期间那样的"进攻性的意识形态对抗"。中美双方要更准确地把握对方的战略意图,保持自身意识形态的谦虚,努力实现一种有限度的良性竞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