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政治科学

参考文献

(1)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 年第3期,第9—11页。

(1)秦亚青:《关系与过程: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文化建构》,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阎学通:《世界权力的转移:政治领导与战略竞争》,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Yan Xuetong,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s, 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Yaqing Qin, A Relational Theory of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秦亚青:《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贡献》,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6期,第1—10页; Peter J Katzenstein,“Is There a Chinese School of IR Theory?”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7, No.3, 2024, pp.222-241;Haoming Xiong, David A.Peterson, and Bear F.Braumoeller,“Reconceptualizing International Order:Contemporary Chinese Theories and Their Contributions to Global I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8, No.3, pp.538-574.

(2)值得一提的是,基于东亚历史经验,也可能通过非实证路径进行理论探索。考虑到这方面的研究目前基本属于空白,本文的讨论将主要围绕实证主义路径的相关研究展开。感谢匿名审稿专家在此的提醒。

(3)操作中,我们利用中国知网搜索整理了2000年至今《世界经济与政治》《国际政治科学》《当代亚太》《外交评论》《国际安全研究》《国际政治研究》《国际观察》这几种期刊所发表的相关文章(不涉及主要采取思想史路径或属于外交史性质的研究),并以相关作者为检索对象进行一定增补。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检讨范围仅限于中国大陆学界,不涉及港澳和台湾学界的讨论。类似地,本文对中国学者以外文形式在国际学术期刊所发表的成果也不作梳理。这一时期,中国学者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意识显著增强,学界围绕是否以及如何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开展辩论,构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尝试也不断涌现。上述几种期刊是发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成果的主要阵地,具有足够的代表性,以此作为梳理和检讨的对象,能够较好地把握和归纳相关研究的特征。

(1)相关讨论参看陈拯:《无问西东:古代东亚秩序研究的自我束缚与解脱》,载《外交评论》,2020年第6期,第130—154页;David C.Kang,“International Order in Historical East Asia:Tribute and Hierarchy Beyond Sinocentrism and Eurocentrism,”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4, No.1, 2020, pp.1-29。有意思的是,与中国学者多倾向于通过挖掘和发挥传统思想来推动理论创新不同,国外学界多以古代东亚体系国家间互动的实证研究作为创新路径,相关讨论参看Zheng Chen,“The Use and Misuse of East Asian History in IR Theorizing,”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Vol.17,No.3, 2024, pp.306-322。本文的“古代东亚”指近代西方殖民势力进入前的亚洲东部区域(超越一般意义上中国史讨论的范围,包含朝鲜、日本和越南等),时间大体以鸦片战争为界。

(2)刘丰:《国际关系理论研究的困境、进展与前景》,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1期,第23—42页;Alastair Iain Johnston,“What(If Anything)Does East Asia Tell Us Abou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15, 2012,pp.53-78; Rosemary Foot and Evelyn Goh,“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East Asia:A New Research Prospectus,”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Vol.21, No.3, 2018, pp.398-423.

(1)Amitav Acharya,“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R)and Regional Worlds:A New Agenda for International Studie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8, No.4,2014, pp.647-65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eds., Non-We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Perspectives on and Beyond Asia, New York:Routledge, 2010;Arlene B.Tickner and Ole Waever, ed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Scholarship Around the World, New York:Routledge, 2009; Amitav Acharya and Barry Buzan, The Making of Global International Relations:Origins and Evolution of IR at Its Centenary,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阿米塔夫·阿查亚:《全球国际关系学与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学派:两者是否兼容》,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10—15页;David C.Kang,“Getting Asia Wrong:The Need for New Analytical Framework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7, No.4, 2003, pp.57-85.

(2)与此同时,对于中国古代外交史的系统研究也取得了进展。参看何新华:《中国外交史(从夏至清)》,中国经济出版社2017年版;袁南生:《中国古代外交史》,湖南人民出版社2017版。

(3)叶自成:《中国春秋战国时期外交思想研究的几点想法——<中国外交思想史>(第一卷)序言》,载《国际政治研究》,2001年第4期,第48—56页;叶自成、庞珣:《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外交思想流派及其与西方的比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1年第12期,第24—29页;叶自成:《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国外交思想》,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3年版。

(4)阎学通:《先秦国家间政治思想的异同及其启示》,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3期,第87—108页。

(1)参看尚会鹏:《“伦人”与“天下”:解读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古代东亚国际秩序》,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29—43页;王逸舟:《仁智大国:“创造性介入”概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余潇枫:《和合主义: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范式》,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7期,第49—76页。

(2)Janice Bially Mattern and Ays e Zarakol,“Hierarchies in World Politics,”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70, No.3, 2016, pp.623-654.

(3)其突出代表是以“以倡导国际关系科学研究方法为基本特征”,以关注东亚历史经验为重要特色之一的“清华路径”。参看张锋:《中国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清华路径》,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4期,第125—156页。

(4)此处路径的区分更多是为了梳理检讨方便。即便是同一位作者的不同作品也可能在研究问题、理论目标及经验证据范围上存在差异。我们的区分尽可能忠实于原文在标题、摘要、正文及结论等的表述,但有时也会根据我们对文章实际内容的把握提出与作者表述不同的看法。另外需要说明的是,本文讨论的对象是以东亚历史为经验支撑发展的理论研究。这些研究都期待构建超越所覆盖的具体案例本身的解释,带有理论本性意义上的“一般性”。本文所说的“普遍性”指的是所构建的理论其解释力和适用范围是否超越东亚经验。

(1)参看约翰·伊肯伯里主编、韩召颖译:《美国无敌:均势的未来》,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2)胡波、姜维清:《预期收益类型的趋同与六国“合纵”的失败》,载《国际观察》,2010年第3期,第53—62页。

(3)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5期,第4—48页。

(4)可参看刘丰对相关文献的梳理,刘丰:《结构压力、霸权正当性与制衡行为》,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3期,第3—8页。

(1)冷鸿基:《制度内恶性竞争与春秋时期国际合作规范退化》,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3期,第115—133页;陈拯:《春秋华夏秩序瓦解与国际社会退化机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2期,第41—64页。

(2)逄锐之:《晋国霸权与春秋时期国家间体系稳定》,载《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4期,第119—156页;赵思洋:《周边需求的视角:古代东亚体系中的区域公共产品》,载《当代亚太》,2019年第2期,第41—66页。

(3)孟维瞻:《中国古代分裂格局中的“统一性规范”——以宋、明两朝历史为例》,载《当代亚太》,2012年第4期,第50—77页;苗中泉:《战略决策中的影响因素——以汉武帝反击匈奴的战略实践为例》,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第89—121页;陈拯:《系统效应与帝国过度扩张的形成:汉武帝大战略的再审视》,载《外交评论》,2017年第3期,第27—49页;于海洋、张保杰:《决策框架如何对外交决策产生影响——基于南宋对金政策的辩论》,载《国际政治研究》,2024年第4期,第86—111页。

(4)王日华、漆海霞:《春秋战国时期国家间战争相关性统计分析》,载《国际政治研究》,2013年第1期,第103—120页。

(1)蒙克、曾极麟:《中国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国内政治与对外战争》,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第78—105页。蒙克还与董琦圆合作,结合春秋会盟配对数据集,论证国君与卿大夫国内政治斗争对春秋等级制下会盟兴衰的影响。参看蒙克、董琦圆:《“君子屡盟,乱是用长”:春秋等级制下会盟的兴衰》,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8期,第2—28页。

(2)王存刚、刘涵:《朝贡体系下古代东亚秩序形成与维系的内在逻辑——批判地借鉴英国学派的分析方法》,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4期,第145—155页。还有研究质疑均势逻辑的普遍性。参看刘俊智:《“反均势逻辑”与国际体系的嬗变——“竞相扩张”与战国体系的终结》,载《外交评论》,2019年第5期,第104—132页。

(3)于海洋、沈朝永:《胜利的失败:多重参考依赖与宣和北伐的决策缺陷》,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2期,第54—77页。另参看于海洋:《注定的失败:沉没成本与南宋对金战和困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5期,第53—75页;于海洋、史聿韦:《对外政策中的风险决策失控——以壬辰战争第一阶段和议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5年第4期,第75—96页。

(1)杨原:《崛起国如何与霸权国争夺小国?——基于古代东亚历史的案例研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12期,第26—52页。

(2)张一飞:《高速崛起大国的“蜀汉困境”与自我身份重构》,载《当代亚太》,2018年第1期,第30—66页。

(3)万晓:《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政策探因——以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与高句丽为例》,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3期,第30—68页。

(4)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研究以阎学通的道义现实主义理论为基础,而道义现实主义的自我设定也是“普遍性理论”,虽受荀子等中国传统思想的启发,总体仍属于新古典现实主义理论的范畴。沈陈:《边缘困境与春秋霸政——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扩展讨论》,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1期,第51—72页。利用“道义现实主义”的其他研究,参看吕振纲:《道义、合法性与国家实力——1592至1662年东亚朝贡体系中的权力转移研究》,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3期,第33—62页。

(5)徐进:《战略节奏与崛起进程》,载《国际政治科学》,2022年第4期,第1—26页。

(6)即便其中使用量化方法的研究也是如此。例如蒙克通过创建春秋时期主要诸侯国国内规范争论和国际战争正义性的面板和配对数据集,讨论国内规范争论如何影响国际规范演变的问题。蒙克:《国内规范争论与国际规范演变——对“春秋无义战”的跨层次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第25—52页。

(1)王震、高程:《崛起国对外策略中的大国与周边》,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1期,第90—129页。

(2)杨原、曹炜:《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5年第8期,第29—65页。对这一研究的进一步发展,参看万晓:《大小国有战争、需求排序与大国共治再解释》,载《国际政治科学》,2024年第3期,第1—35页。类似性质的研究,参看戴正、王帅:《“二元等级”制:竞争中国家的战略妥协》,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4期,第161—193页;候为刚:《威胁认知差异与制衡成败》,载《国际政治科学》,2023年第2期,第135—163页;王日华:《崛起国与霸权国无直接战争的根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2期,第37—73页。

(3)杨原:《大国政治的喜剧——两极体系下超级大国彼此结盟之谜》,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9年第12期,第38—68页。他还比较春秋初期和二战后初期国际体系中大国的“主动利他行为”,指出存在抑制大国剥夺小国自主性的社会规范是这一行为出现的关键条件。参看杨原:《大国权力竞争方式的两种演化路径——基于春秋体系和二战后体系的比较研究》,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5期,第4—50页。

(4)杨原:《对抗还是让步?——大国崛起进程中的鹰鸽策略取舍逻辑》,载《当代亚太》,2020年第5期,第4—34页。

(5)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4年第12期,第118—136页。

(1)叶成城:《汉末与后罗马体系中的趋同演化》,载《国际政治科学》,2021年第4期,第142—179页。

(2)相比国际学界康灿雄等以之挑战西方理论的呼吁,国内学者对这一点的主张不那么强烈。参看David C.Kang, 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0。特殊型理论的核心在于将解释限定于特定情境。理论构建—普遍型与理论构建—特殊型两类研究的差别可能源于研究者在认识论上存在的差异,但未必总是如此。如本文展示的,同一学者可能同时从事不同类型的研究。

(3)相关讨论也日渐细化。万晓以“等级”作为朝贡关系的核心,将“名”与“实”作为分类的维度,划分出“名副其实的朝贡”“有名无实的朝贡”“有实无名的朝贡”以及“其他关系”四种不同的关系形态。参看万晓:《朝贡的名实与朝贡之外的东亚——分类框架、案例举隅与研究建议》,载《国际政治科学》,2017年第3期,第63—104页。

(1)陈康令:《试论传统东亚秩序的礼治:一种分析框架》,载《当代亚太》,2015年第3期,第29—59页。

(2)周方银、李源晋:《实力、观念与不对称关系的稳定性——以明清时期的中朝关系为例》,载《当代亚太》,2014年第4期,第29—54页。

(3)孟维瞻:《古代东亚等级制的生成条件》,载《国际政治科学》,2016年第3期,第91—124页。

(4)杜哲元:《扩张还是自守——儒家战略审慎主义及其对立面》,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1年第9期,第31—58页。

(5)侯长坤:《战略文化视角下的中国古代天下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23年第5期,第110—135页。

(6)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4—34页。

(7)徐进:《春秋时期“尊王攘夷”战略的效用分析》,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第38—61页。

(1)漆海霞、孙兆瑞:《权力转移、体系演化与春秋时期的霸权更迭》,载《当代亚太》,2022年第4期,第99—133页。

(2)周方银:《松散等级体系下的合法性崛起——春秋时期“尊王”争霸策略分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2年第6期,第34页。

(3)在操作中,我们主要考虑了作者本人在文章标题等处行文中对自身研究目标的设定。

(1)任晓:《走自主发展之路——争论中的“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研究》,2009年第2期,第15—28页;郭树勇:《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的中国意识成长及中国学派的前途》,载《国际观察》,2017年第1期,第19—38页;张建新:《西方国际关系理论范式的终结与“中国学派”成长的困惑》,载《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第9—16页;俞正樑:《建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建中国学派》,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4期,第5—8页;门洪华:《从中国特色到中国学派——关于中国国际政治理论建构的思考》,载《国际观察》,2016年第2期,第1—13页;赵赫:《中国有国际关系理论吗?——“中国学派”的理想与现实》,载《史学月刊》,2021年第1期,第29—33页;阎学通:《再论为何没有“中国学派”》,载《国际政治科学》,2018年第1期,第4—7页。

(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第7—9页;孟维瞻:《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3)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3期,第165—176页。卢凌宇将这一学派生成路径的原则细化概括为“核心问题驱动路径”。参看卢凌宇:《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路径选择》,载《欧洲研究》,2016年第5期,第127—149页。

(1)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与中国学派的生成》,第165—176页。同时需要注意的是,这种选题倾向也可能限制了探究的范围,造成理论视野狭隘、成果重复。感谢匿名评审专家对此的提醒。

(2)阎学通:《再论为何没有“中国学派”》,第4—7页;孟维瞻:《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普遍性与特殊性》,天津人民出版社2023年版。

(3)王俊生:《国际关系理论的普适性与国别性:一个知识性的梳理》,载《外交评论》,2008年第1期,第106—113页。

(4)林民旺:《寻求普遍的中国国际关系理论:一项不可能的使命?》,载《国际安全研究》,2013年第5期,第125—137页。

(1)参看阎学通:《国际关系理论是普世性的》,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6年第2期,第1页。

(1)漆海霞:《战国的终结与制衡的失效——对战国时期合纵连横的反思》,第4—48页;胡波、姜维清:《预期收益类型的趋同与六国“合纵”的失败》,第53—62页。

(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第7—13页。

(3)徐进:《战略节奏与崛起进程》,第1—26页。

(4)杨原、曹炜:《大国无战争、功能分异与两极体系下的大国共治》,第29—65页。

(5)杨原:《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研究(2008—2011)》,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2期,第90页。

(6)刘若楠:《地区等级体系衰落的路径分析》,第118—136页。

(1)孟维瞻:《古代东亚等级制的生成条件》,第91—124页。

(2)秦亚青:《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生成的可能和必然》,第9页。

(3)同上,第7—13页。

(4)参看沈陈:《边缘困境与春秋霸政——基于道义现实主义的扩展讨论》,第51—72页;万晓:《权力转移下崛起国对小国政策探因——以隋唐时期的吐谷浑与高句丽为例》,第30—68页;漆海霞:《崛起信号、战略信誉与遏制战争》,载《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第1—37页。

(1)国际关系理论建构主义学派的兴起过程中“规范社会化”和“规范生命周期”研究所起到的关键作用,佐证了开拓实证议程对理论发展破局的重要性。

(2)邝云峰利用“朝贡”概念分析当代美国盟伴体系的研究可作为参照。邝云峰:《美国的朝贡体系》,载《国际政治科学》,2013年第4期,第36—88页。

(1)秦亚青:《知识涵化与社会知识再生产——以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路径为例》,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1期,第9页。

(2)不少人将“中国学派”局限于阐释型理论,恐怕也是种自我限制。Yiwei Wang and Xueqing Han,“Why There Is No Chinese IR Theory:A Cultural Perspective,” in Yongjin Zhang and Teng-Chi Chang, eds., Constructing a Chines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Routledge, 2016, pp.52-67.

(3)需要说明的是,如一位匿名审稿专家所指出的,“张力”并不等同于对立排斥、非此即彼,而是实践中的取舍困境。正如“中国学派”理论所追求的,一项源自东亚独特经验的深刻洞见(高知识增量)完全有可能具有高度的普遍性意义(高外部有效性),关键在于如何具体实现。我们强调,考虑到知识探索作为一项共同事业,不同群体间的创新竞争以及西方学者的先发优势使实现二者兼得要面对非常大的实践挑战。感谢审稿专家的提醒。

(1)周方银、王旭彤:《两面结盟现象的再思考——兼评<盟国的敌人还是盟国——古代朝鲜半岛国家“两面结盟”之谜>》,载《当代亚太》,2016年第4期,第25—43页。这或许也意味着要推进同盟研究,参与国际学术竞争,更可取的做法恐怕还是多考察近现代案例。

(1)庞中英、张胜军:《国际关系理论在中国的问题与前途》,载《国际论坛》,2002年第1期,第38—43页。

(2)复旦大学潘忠岐教授及其团队所做的努力是突出代表。参看潘忠岐等:《中华经典国际关系概念》,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中国传统史学也有自己的概念、叙事模式和哲学,也有值得挖掘和现代转化的空间。

(3)这方面的一个尝试,参看陈拯:《“话语势能”构建与国际话语塑造》,载《中国社会科学》,2023年第12期,第156—174页。

(1)鲁鹏:《关于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认识论共识及其问题》,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0年第12期,第113—117页。

(1)类似的讨论,参看Yu-Shan Wu,“The History-Informed IR Study on the Resurgence of China,” in Tse-Kang Leng and Rumi Aoyama, eds., Decoding the Rise of China:Taiwanese and Japanese Perspectives, 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 2018,pp.49-50.

(1)国际学界对康灿雄研究的批评就集中于这一点,参看Morris Rossabi,“East Asia Before the West:Five Centuries of Trade and Tribute by David C.Kang,”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126, No.3, 2011, p.511.

(2)Paul Schroeder,“Historical Reality vs.Neo-Realist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1994, p.148.

(1)Victoria Tin-bor Hui,“‘Getting Asia Right’:De-essentializing China's Hegemony in Historical Asia,” International Theory, Vol.15, No.13, 2023, p.482.

(2)吕振纲:《国际关系研究中的曼陀罗:理论、历史与现实话语》,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3年第7期,第2—26页;张帆:《象征性权力与“浮岛体系”——中世纪南亚国际体系探析》,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24年第6期,第40—68页。国际学界的一个可供借鉴的尝试,参看Hendrik Spruyt, The World Imagined:Collective Beliefs and Political Order in the Sinocentric, Islamic and Southeast Asian International Societi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3)例如分裂曾占据了中国历史的颇多时段,而分与合的动态机理就值得探究。参看葛建雄:《统一与分裂》,商务图书馆2013年版。所谓的朝贡等级只能有效覆盖中原王朝与部分行为体在部分时期内的互动,即便在某些受到普遍关注的时段如唐朝,中原王朝也不过是亚洲多级体系中的一级。参看王贞平著、贾永会译:《多极亚洲中的唐朝》,上海文化出版社2020年版。

(4)一个例子是魏志江从东部欧亚区域史的视角,研究契丹族建立的以辽朝为中心、以宗藩关系为基础、交邻体制并存的多元复合型东部欧亚世界秩序。参看魏志江、潘清:《论辽朝的世界秩序》,载《学术月刊》,2023年第12期,第160—172页。

(1)陈寅恪:《外族盛衰之连环性及外患与内政之关系》,载《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21—355页。

(2)颇具启发的一个例子,参看葛兆光:《蒙古时代之后——东部亚洲海域的一个历史关键时期(1368—1420)》,载《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4期,第1—14页。

(3)Barbara Geddes,“How the Cases You Choose Affect the Answers You Get:Selection Bias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Political Analysis, Vol.2, No.1, 1990, pp.131-150.

(4)例如,不少研究把古代中国的对外关系定格为“朝贡体系”,但许多历史学家现在认为这是一个过时的学术神话,如何协调不同意见就需要进一步思考。参看Saeyoung Park,“Long Live the Tributary System! The Future of Studying East Asian Foreign Relations,”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77, No.1, 2017, p.4。另一个可能的例子是,诸如战争的讨价还价等理论或许也能刷新我们对于某些历史事件的解释。

(5)Ian S.Lustick,“History, Historiography, and Political Science:Multiple Historical Records and the Problem of Selection Bia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90, No.3, 1996, pp.605-618.

(1)时殷弘:《关于国际关系的历史理解》,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10期,第2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