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何以在与其他国家的互动中获取国际话语权?作为反映一个国家对国际体系中权威生成与行使的理想模式的具体表达,国际治理话语能够在报酬递增机制的作用下促进国家获取国际权力。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适应性预期的作用下,国际治理话语的初始优势可以转化为长期优势。首先,学习效应强调既有客观知识的影响,通过对既有语境平台和内容的借鉴,提升国际治理话语的正当性与有效性,并推动建立话语的初始优势。其次,协调效应强调系统间的互动,通过推动治理话语在不同领域和层次间的协调,使国际治理话语的影响从单一领域与层次向外扩展,令初始话语优势得以巩固。再次,适应性预期强调主观认知对未来的框定,利用既有话语优势塑造国家对未来可能发生情景的认知,使其他行为体实现对叙事剧本设定的主动认同。在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与适应性预期的影响下,“自由国际秩序”这一治理话语在二战后不断推动美国积累在全球事务中的话语优势,巩固了美国在全球治理进程中的主导地位,但其当前面临着自我消解的问题。基于国际治理话语的报酬递增效应,中国需要有效利用话语策略,以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应对国际挑战。
推动轴幅体系向盟伴网络转型扩展,是美国亚太联盟建设的重要内容。轴辐体系是一种结构相对简单的网络形态,正在形成的盟伴网络则在其基础上进一步扩大网络规模并提高网络内的相互联系程度。美国构建盟伴网络旨在获取盟伴在其所需的特定领域的资源,从而维持主导地位、增强竞争优势,而盟伴网络的三个结构特征有助于美国实现该目标,即盟伴之间横向联系的增强、相互强化的合作机制与差异化的节点位置。根据网络内的节点构成与联系领域两个维度,美国构建亚太盟伴网络的基本路径可分为四种类型:联盟内安全网络建设、联盟内议题网络建设、联盟外安全网络扩展,以及联盟外议题网络扩展。不同构建路径共同推动美国亚太盟伴网络的形成与强化,并在该过程中发挥差异化作用。该框架为考察奥巴马政府、特朗普政府与拜登政府盟伴政策实践的延续与变化提供了类型化分析工具,有助于理解美国亚太盟伴网络的不同层次与演进趋势。
古代东亚历史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建设中日渐受到重视。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创新的既有评估聚焦于发掘传统思想资源的理论成果,对以古代东亚历史经验为基础的理论研究检讨不足。梳理发现,相关研究大致呈现为“理论应用型”“理论验证与修正型”“理论构建—普遍型”“理论构建—特殊型”等形式,在理论应用、修正与生成等维度都有所尝试。它们回应中国崛起的战略需要,展现出集中且明确的自主问题意识。与构建“中国学派”的辩论相呼应,不同研究对东亚历史经验的普遍性意义与知识增量效应的判断不同,呈现出追求独特性贡献与更大普遍性意义的张力。后续研究应尝试从历史经验中挖掘更具原创性的概念及命题,恰当表述并充分验证它们的有效性边界,拓宽研究的理论及历史时空视野,强化比较意识,在参与国际前沿对话中更好地定位自身理论与东亚历史经验,扩大中国知识贡献。
<正>清华大学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数据显示(图1),中澳关系在阿尔巴尼斯(Anthony Albanese)第一个总理任期(2022年6月至2025年5月)实现止跌回暖,双边关系分值从-1.6回升至-0.9,符合预测组此前关于两国关系将在低级“不和”区间徘徊的判断。12025年5月,澳大利亚工党再次赢得大选,阿尔巴尼斯继续担任总理。预测组判断,随着澳大利亚国内对华需求上升,阿尔巴尼斯在第二任期将更加注重对华经济合作,延续务实稳健的对华政策,推动中澳经贸合作、人文交流等进一步扩大和政治对话进一步加强。
<正>2026年伊始,国际舞台进入多事之秋。美国特朗普政府于2026年1月派军队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并再度显露觊觎格陵兰岛的野心,一时激起轩然大波,欧洲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上述变局对现有国际关系经典理论构成重大挑战,因为从拜登下台到特朗普再次就任的短短一年时间内,国际权力格局与制度架构尚未出现明显更迭,而国际局势却显然走向更加不确定的方向,国际关系经典理论如结构现实主义与制度自由主义等均难以提供合理解释。笔者认为,其原因在于,上述理论在重视权力结构与制度安排等环境性因素的同时,相对忽略了“人”这一最大变数,因此国际关系学界需要进行新的理论创新。
冷战后初期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从强硬到温和的持续转向。现有研究将之归因于当时卓有成效的中国对美外交,但对于中国对美外交为何成功,却存在显著分歧,战略克制、战略欺骗等现有解释都不够充分。本文基于历史文献进行过程追踪,从国内改革产生外交效应的角度提出一种新解释。文章指出,国内改革作为一个长期渐进的艰难过程,在外交沟通中会打开判断改革国战略走向的安全窗口、释放揭示其真实意图的可信信号,在外交谈判中则会塑造决定合作可能性的“赢集”大小。1990年代的中国对美外交取得成功,正是因为同时期中国不断深化的“包容性改革”。此改革进程始自“南方谈话”,持续到世纪之交中国入世,在对美外交层面产生了三重战略效应,一是为判断中国战略走向提供了足够长的安全窗口期,二是释放了中国推进市场化经济改革并接受国际规则约束的可信信号,三是提供了史无前例的从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中获益的重要激励。这促使当时的美国决策者产生了建设性参与中国改革进程并从中获益的信心,并因此逐步逆转了冷战结束初期的强硬对华政策。研究的启示是,一个做好自己的事、成功改革开放的中国,是一个美国无法遏制、只能与之友好相处的国家。
国防工业基础是美国应对大国竞争的重要战略支撑。美国在国防战略要求与国防工业现实之间常年存在鸿沟,问题在于在美国多元政府的多头治理模式下,美国国防部与国会之间的互动导致其产生“战略磨损”现象。针对“军会互动”何以导致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战略磨损”,本文由此建立了一个“军会互动”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影响的分析框架,重点围绕美国两党的核心防务观差异和外部安全环境—国家安全战略的变化,从国会政党政治和国防部防务政策波动两个维度提出四种“军会互动”的模式,且以战后美国不同时期政府为研究对象进行分析。研究发现,国防部与国会之间除了在协作推动国防工业基础发展外,还存在“军会冲突”导致其国防工业基础发生“国防转换”受阻、转型政策分歧与微观管理低效的情形。由此,本文不仅展现了国际安全变化引起的防务波动与美国国内政治互动对国防工业发展的相互作用,还揭示了美国国防部与国会在国防工业基础发展中的复杂互动,进而有助于将对美国国防工业基础的讨论拓展到国内政治维度。中国应洞悉美国国防部与国会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因时制宜强化国防工业竞争有利态势。
本文通过研究2014年以来印度与尼泊尔、孟加拉国、马尔代夫和斯里兰卡这四对双边关系的演变,从正反两个方向试图回答莫迪治下为何印度的超强实力未能提升其在南亚的领导力。研究发现,地区领导力是一国获取地区领导地位的能力,其核心是争取别国追随的能力,因为强大的实力无法自动转化为领导地位,只有其他地区国家信任并接受某地区强国的领导,该国的地区领导地位才得以确立。在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莫迪政府的南亚政策更具干预性和扩张性,加剧印度与南亚小国间主导与反主导、控制与反控制的结构性矛盾。由于南亚小国对印度缺乏信任,大多不愿追随印度,印度的地区领导力不升反降。在大国间左右逢源是小国的生存之道,南亚小国近年与中国走近更多是为制衡印度,以维护独立与主权,而非要依附中国。因此,中国在南亚存在的增强更多是印度南亚领导力削弱的体现而非根源。
<正>《历史的拐点》,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2月。作者:阎学通,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本书以2025年美国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为起点直面逆全球化加速与国际秩序剧烈动荡的现实,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未来十年(2025—2035年),国际政治将如何演变,中国应如何应对?作者提出四大分析维度:其一,区分近期(2025—2028年)与远期(2029—2035年),描绘大国实力、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的阶段性变化;其二,聚焦领导者这一关键变量,揭示民粹主义决策偏好如何重塑全球秩序;其三,探讨数字时代网络空间与地缘政治的叠加效应;其四,从中国视角出发,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开放战略的现实意义。
<正>《国际政治科学》自创刊以来,始终坚持推进科学研究和理论创新的办刊定位,旨在增强学界对于国际关系学科的科学认识,倡导国际关系理论流派和研究方法的多样性,促进具有问题意识、创新意识和实证规范的科学研究,努力营造实事求是、科学创新的学术氛围。2025年,在国际格局深度重构与多重危机交织的背景下,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凸显。科技竞争与人工智能治理成为大国博弈新焦点,多边体系改革陷入僵局,“后选举周期”的政治波动仍在延续。展望2026年,全球秩序适应性调整将进入新的阶段,新兴领域安全风险或将持续升高。为此,本刊将持续关注国际体系演进的内在逻辑与新型挑战的产生机制,发表具有理论前瞻性与政策参考价值的深度研究成果,欢迎学界同仁惠赐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