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02期
战略收缩还是帝国黄昏:论美国霸权的衰落
漆海霞;<正>2025年特朗普再次上台就任美国总统,外交动作频频,力推俄乌和谈,试图减少北约对乌克兰的军事支持,要求欧洲大国在乌克兰问题上承担更多军事责任。对于特朗普的举措,学界的判断是美国进行战略收缩,避免过度扩张,蓄力发展以便应对真正的战略重点~((1))。2026年伊始,特朗普再度在外交舞台大肆操作,对委内瑞拉、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宣称要谋求格陵兰岛。显然,美国在特朗普任内进行了大幅战略调整。学术界需要加以判断的问题是:美国的战略调整能否有助美国东山再起,使美国再次伟大,还是难掩颓势,美国衰弱势所难免?对于上述问题的回答需要我们明确霸权的根基何在。
中越关系将在复杂国际环境中继续稳定向好
杜普;管浩;傅聪聪;王侯嘉遇;<正>2021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中外关系定量预测组作出预测,认为中越关系在保持平稳的同时可能会面临来自外部的压力。~((1))2021年8月至2025年12月,中越关系分值由5.1分上升至6.4分(图1),关系性质由高等良好区间提升至低等友好区间。~((2))尽管期间偶有负面事件引发阶段性波动,但影响双边关系的事件整体以正面为主(图2),中越关系总体保持平稳态势,并呈现小幅上升趋势,基本符合预测组此前对中越关系走势的判断。
测量“一带一路”基建的政治效应(2013—2023)
毛维准;曾庆鸣;“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至今已历经十余年发展。作为该倡议的重点领域,中国投资的海外基础设施建设是否切实促进了参与国的安全与发展?立足于学界关于“一带一路”倡议及其基建效果的争论,本文关注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倡议的146个国家及实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落地与建成的135个国家,分别将倡议参与、基建落地和建成作为核心干预变量构建了三个自然实验。通过收集涵盖不同干预变量的三个数据集,并采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法”,旨在评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带来的参与国国内安全与发展效应。结果表明,“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基础设施建设显著驱动了参与国在国内发展及国家安全方面的长期正向循环,从而能够有效反驳美西方鼓吹的“一带一路”失败论、“脆弱性陷阱”、“腐败之路”、“债务陷阱”等论调。
“进退有据”:当联盟体系遇到退出外交
李冲;任琳;一国退出国际组织后其盟国是否会退出?现有理论在回答该问题时强调退出国实力与国际组织类型的作用,认为大国退出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后盟国大概率也会退出。但是相关研究未充分讨论退出国实力和国际组织类型作用方向相反时的情况,尤其是强国退出非军事安全类国际组织对盟国的影响。本文认为,一国的退出外交整体上会提升其盟国退出国际组织的概率,但盟国的政策也会受退出国与盟国意识形态差距和实力对比、退出国退出原因、国际组织议题范围等因素的调节,并提出效仿、追随与改革三种机制来解释盟国政策选择逻辑。当退出国与盟国之间意识形态接近时,盟国更可能效仿退出。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因政治类原因退出时,盟国更可能追随退出。当拥有显著实力优势的退出国退出不包含政治安全类议题的国际组织时,盟国更可能推动组织改革。本文利用1945—2014年间国家退出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军事联盟数据,使用双重(三重)差分法和混合效应模型进行假设检验,并通过苏联和美国退出世界卫生组织的案例展示上述三种机制。根据本文理论推断,在全球政治极化、民粹主义思潮高涨,特朗普对盟国讹诈施压力度增强的背景下,未来可能有更多的盟国配合美国“退群”。
大国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化竞争主导模式研究
耿召;伴随数字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化已成为大国竞争的前沿议题。大国在该领域出现的一系列竞争行为存在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三类主导模式。第一,数字技术国际标准本体主导模式强调数字技术国际标准自身存在竞争属性。该模式下,大国在相关国际机制中争夺主导权,以展现自身技术实力,技术方向则呈现出差异化发展趋势,增加了统一标准生成的不确定性。第二,市场和商业利益主导模式强调大国在数字技术国际标准化竞争中谋求更大的市场及商业利益。在此模式下,大国采取技术性贸易措施,数字企业也产生一系列标准必要专利纠纷,从而使得全球数字贸易体系面临诸多不稳定因素。第三,国家安全主导模式更强调安全感知在大国竞争中的关键作用。大国通过设定较高的技术标准门槛,围绕第三方合格评定提出更为明确的要求,使得全球数字产品“集团化”趋势越发显著。围绕上述三类主导模式,通过对大国在6G标准、5G标准以及物联网标准建设过程中引发的竞争行为进行分析,上述模式得到实证支持。
地方分权、派系分化与分离冲突解决难度
刘力达;地方分权如何影响冲突的重要类型——分离冲突,其内在机制是什么?既有研究或认为地方分权减少分离冲突,或认为地方分权增加分离冲突。对英国北爱尔兰和西班牙巴斯克的比较研究表明,地方分权加剧了民族主义运动激进派——分离组织的派系分化,从而延长了分离冲突持续的时间,增加了冲突解决的难度。分离组织的派系关系结构是影响地方分权对于分离冲突的作用机制的中介变量。冲突时期的地方分权制度或谈判极易加剧分离组织内部的派系分化,而派系分化会使国家与分离组织的地方分权谈判变得更为复杂、艰难,从而增加分离冲突结束的难度。分离组织政治翼与武装翼的集中化,且政治翼能有效掌控武装翼是较为可能实现和平的关键条件。
全球生产网络与发展中国家的社会稳定
郑立;贸易开放与发展中国家社会稳定之间的关系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前沿议题。基于全球生产网络与社会冲突的积怨理论,利用1995至2018年的面板数据和墨西哥典型案例,研究发现进出口贸易与其他行业间的福利分配失衡,加之贸易行业的地理聚集效应,共同导致受损群体通过集体行动表达诉求。异质性分析进一步揭示出,开放包容的政治制度能缓解贸易冲击的负面效应,而全球价值链升级加剧社会矛盾。本文为全球化时代发展中国家提升治理能力提供了来自国际经济的新视角,为以制度性开放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提供了理论和经验支持。
政治稳定性对主权信用评级变动的影响
王瑶;张明;已有研究认为,主权信用评级变动主要受宏观经济因素驱动,政治因素的重要性尚未得到实证支撑。此外,评级机构在评级过程中将政治因素作为定性因素加以考量,无法量化其影响程度。鉴于此,本文以政治稳定性为切入点,探讨了政治因素对主权信用评级变动的影响。本文的实证分析表明,政治稳定性的提高(降低)会导致经济体主权信用评级的提升(下降),其中穆迪和惠誉尤为重视政治稳定性的作用。这一影响具有非公允性:对于与美国的政治和文化关系不友好的经济体、欠发达经济体以及亚太和非洲地区经济体而言,政治稳定性变动对经济体主权信用评级的影响较为显著。这一影响也具有溢出效应:美英政治稳定性的提高会导致其他经济体的主权信用评级被下调,这在发达经济体中较为显著。中国政府应重视政治因素对主权信用评级变动的影响,关注不同评级机构的评级偏好,高度重视评级的公允性问题。
推荐书目
<正>《历史的拐点》,中信出版集团,2025年12月。作者:阎学通,清华大学首批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名誉院长。本书以2025年美国的特朗普开启第二个总统任期为起点直面逆全球化加速与国际秩序剧烈动荡的现实,试图回答一个核心问题:未来十年(2025—2035年),国际政治将如何演变,中国应如何应对?作者提出四大分析维度:其一,区分近期(2025—2028年)与远期(2029—2035年),描绘大国实力、大国关系与国际秩序的阶段性变化;其二,聚焦领导者这一关键变量,揭示民粹主义决策偏好如何重塑全球秩序;其三,探讨数字时代网络空间与地缘政治的叠加效应;其四,从中国视角出发,分析逆全球化背景下开放战略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