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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序体系中的国际秩序
阎学通;国际秩序是国家依据国际规范采取非暴力方式解决冲突的状态,其构成要素为国际主流价值观、国际规范和国际制度安排。导致国际秩序变化的原因是国际格局的变化,但国际格局却不是国际秩序的构成要素。这如同温度变化是水的气态、液态和固态变化的原因,但却不是水的成分。建立国际新秩序的性质是国际权力的再分配,即国际制度再安排的核心内容。由于国际秩序主要是由大国建立的,因此它们的国际秩序观影响着国际规范的类型。从历史纵向比较上看,当前的国际秩序是人类历史上较好的秩序,但仍有诸多方面需要改善。当前国际秩序中的三个构成要素都已出现变化的迹象,西方价值观的主流地位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双重标准国际规范开始弱化,国际经济制度安排开始发生变化,改变国际其他领域制度安排的要求也在上升。为此,中国可依据自己的传统文化,提出公平、正义、文明的普世价值观和义利兼顾的国际规范,同时依据自身在国际不同领域中的实力地位,提出相应的国际制度再安排建议。
数字时代初期的中美竞争
阎学通;徐舟;2019年拉开了中美两国竞争格局的序幕,此次的中美竞争与冷战时期的美苏两极竞争不同,其根本区别在于,意识形态不再是推动大国竞争的主要动力,取而代之的是中美两国在数字领域不断加剧的战略竞争。在过去的15年里,技术进步将世界推进了数字时代。数字技术的发展为国家保障安全、积累财富以及获得国际支持创造了新路径。网络安全正在成为国家安全的核心,数字经济在大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大幅上升。对于主要大国而言,在数字时代初期,网络空间竞争的重要性已超越了传统地缘竞争。本文认为,冷战思维和数字思维将对数字时代的外交决策产生混合影响,国家间这种对外政策的互动将会塑造一种和平但很不安定的国际秩序。在这种秩序之中,大国间的直接战争难以发生,代理人战争将会更少。这种秩序将反映全球化的负作用和全球治理的困难,例如违反协议、相互欺骗、网络攻击以及技术脱钩等国际现象。数字技术的不断发展必然从多方面改变国际政治,但是中美两国竞争格局将可能持续20年,以至更久。
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关系分析
苏庆义;全球供应链安全已经成为备受各国重视的问题。本文旨在讨论全球供应链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经典的比较优势理论认为,各国基于比较优势参与国际分工是最具效率的状态。在这一基准的效率状态下,本文以经济维度的外国依赖度、多元化程度和政治维度的政治关系、断供能力讨论供应链安全。这为认识安全与效率之间的关系提供了理论支撑。基于世界投入产出数据库(WIOD)和清华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的中国与大国关系数据库,本文以中美关系为案例进行了现实分析。结果表明,中美两国的供应链安全分别对应不同的组合情况,相比美国,中国更有可能做到安全与效率兼顾。基于以上现状,本文认为,增强彼此依赖、发展政治关系有利于中美在不牺牲效率的情况下保障供应链安全,从而符合两国共同利益。
国际关系中的污名与污名化
曾向红;李琳琳;国家之间的污名现象由来已久,然而污名尚未得到充分的概念化和理论化。在国际关系中,污名是指国家间围绕权力博弈进行政治互动时所使用的贬抑性、侮辱性指称。污名化除了表示某种"污名"的语义泛化之外,实质上是一种竞争和排斥所驱使的话语建构。污名化通常表现为污名主体(施污国)向污名客体(受污国)的身份、特征或行为施加贬抑性、侮辱性指称,并成功实现对污名客体歧视或贬损的动态过程,具体体现为污名萌生、污名发展和污名扩散三个阶段。污名一旦形成,会对污名客体产生消极影响,甚至可为施污国针对受污国采取排斥性或攻击性的政策赋予理由,因此污名化也可以被视为一种政治策略。对国际关系中污名的概念及其生成机理进行学理化研究,不仅有助于丰富和发展国际关系理论,而且也是新时代中国塑造国际形象、增强国际话语权的迫切需求。
技术政治时代的权力与战略
唐新华;当今世界正处在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和世界大变局深刻演变的重大历史交汇期,新技术群发式突破与融合发展正将人类社会推进一个全新的时代。新科技革命正在深刻重塑国际权力的内涵与形态,基于技术的权力已成为支撑其他国际权力的支柱,围绕技术权力的争夺和秩序构建将是21世纪国际战略竞争的核心,这将国际政治从"地缘政治时代"推向"技术政治时代",既而孕育出"技术政治战略"。美国新的战略思维和战略意识形态塑造日渐清晰,正在"技术多边主义"框架下布局构建"技术联盟",搭建"分层金字塔"结构技术霸权体系,争夺战略新空间控制权,重构战略威慑能力与威慑体系。在技术政治战略下,国际战略思维、理论、体系、方法、路径等都在发生系统性变革,多域空间融合的国际战略理论体系亟待构建。
人工智能对国际关系的影响初析
傅莹;本文重点分析人工智能如何从国际格局和国际规范两个方面影响国际秩序的变迁。在国际格局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在经济和军事领域影响国家间的力量对比,非国家行为体的能力也将前所未有地扩大,围绕科技的国际竞争将更加激烈。在国际规范方面,人工智能有可能改变战争的形式和原则,并对现行的国际法律和伦理道德造成冲击。文章认为,人工智能技术带来的安全和治理挑战是需要全人类共同面对的问题,各国应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视角看问题,从共同安全的理念出发,讨论未来人工智能的国际规范。文章提出基于福祉、安全、共享、和平、法治、合作的六项原则。
全球治理: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张宇燕;任琳;冷战结束以来,全球化进程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快,全球问题日益凸显,由此引发的全球治理问题业已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研究议程。纵观已有的讨论全球治理的著述,针对特定领域或特定议题者众,探讨基础理论或逻辑者寡。本文在批判性借鉴制度经济学理论的基础上,为全球治理研究搭建一个分析框架。此框架由基本假定、关键概念、理论(或概念之间的逻辑关联)以及核心问题组成。我们的目标是降低交流成本,提升讨论层次,从而推动全球治理理论的建构。
中国对国际秩序的态度
江忆恩;<正>现在,中国融入地区和全球政治经济体系的程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高,其合作态度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积极。然而,美国和亚太国家却对中国日益壮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越来越感到不安。与以往相比,最近政界和学术界对中国遵守地区和国际准则状况的描述也不如过去乐观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和其他国家很少讨论中国是否是所谓的“国际社会”一员的问题。但是自90年代初以来,学者和政界人士越来越多地指出,中国没有充分表明它会按照国际规
“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
任琳;美国诉诸全球治理秩序具有功能性诉求,在治理各类全球性问题的同时避免伤害美国利益;在功能性治理之外,美国诉诸全球治理秩序更看重其权力属性,借此划分权力等级,获取得自治理的非中性收益,谋求领导权。现实中,功能属性实际上消融了权力属性,美国得自秩序的权力优势在一定程度上开始出现下降态势。对于美国"退出外交"的分析局限于既有理论流派的泾渭分明与特朗普个性外交的掩饰,因此很难准确理解"退出外交"的产生机制、影响和实质。本文试图从制度现实主义的视角出发予以分析,寻求现实主义与制度主义理论之间的通约性,借助权力与制度两种分析变量,进一步认知作为一种制度制衡手段的"退出外交"。